孟子“天人合一”的境界？？
象孔子一样，孟子基本上也不多谈天命鬼神，但相信天命的存在，认为王位的传授是上天决定的。
他说：“天与贤，则予贤；天与子，则与子”，指出尧传舜、舜传禹、而禹传子，并非尧、舜、禹所决定的，而是天命决定的。尧传舜，舜传禹，是因为尧的儿子“丹朱之不肖”；“舜之子亦不肖”。禹传子，是因为禹之子“启贤，能敬承继禹之道”。而尧、舜“其子之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”。
“万章曰：‘尧以天下与舜，有诸？’孟子曰：‘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。’‘然则舜之有天下也，孰与之？’曰：‘天与之’”。这就是殷商以来的“君权神授”之说。
孟子继承了西周重“人”的思想，在天命观念上与前人有新的不同理解。他虽然讲君权是由上天授予的，但他认为，上天并不是直接发布授予君权之命，“天不言，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。”所谓“以行与事示之”，即“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；使之主事，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”。
因此，君权是“天与之，人与之”，即天人共同授予的，以此论证“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”。在这里，天是虚设的，人则是现实的。这实质上是假借天命下的人民百姓决定天子的命运。孟子在《离娄上》中说：“桀纣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也，失其心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；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；得其心有道：所欲与之聚之，所恶勿施尔也。”
在孟子看来“莫为之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”。天命是一种外在的超自然力量，非人力所能左右。此中已蕴含有一种客观必然规律性的认识，这就是孟子提出的“势”与“时”范畴。
他说：“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；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”（《公孙丑上》）。“势”与“时”指的就是一种客观必然；“乘势”、“待时”，即符合客观必然，就可以事半功倍，“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，惟此时为然”。他用拔苗助长，不但无益于苗的生长，反而使苗枯槁而死的故事，说明违反客观必然规律，“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”。
孟子也讲天时，但他所说的天时之天，已不是有意志的上帝之天，而是自然之天。从孟子讲的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来看，其更重视的还是人事，他说：“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。君子如彼何哉？强为善而已矣”。
孟子看人，主要是看到了民心的力量，认为民心的向背决定天下的命运。因此，他特别强调心的作用，提出“心之官则思”。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把“心”作为思维器官来认识的思想家，把心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本。
他说：“诚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诚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诚而不动者，未有之也；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”。在孟子看来，“诚”是一种最高精神境界，他把“诚”视为“天知道”，“思诚”则是“人之道”。通过反思而达到了诚，也就“天人合一”了。因此，他说：“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则知天矣。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”（《尽心上》）。尽心、知性，而达到知天，关键在于“诚”：“万物皆备于我矣，反身而诚，乐莫大矣”。孟子通过“诚”而沟通天人。这里的天已不是人格的神，而是具有道德含义的天。
孟子的“天人合一”论，既是赋有神学色彩的“天与”与“人与”相结合的天人合一论，又是赋有人文思辨色彩的、以“诚”沟通“天之道”与“人之道”的天人合一论。至于后代，汉儒董仲舒提出的“天人感应论”则是孟子神学色彩的“天人合一论”的倒退；宋儒的“天人合一论”则是孟子思辨色彩的“天人合一论”的发展。